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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漢語我們約會吧陰魁詞典:一本書的“甲子往事”

《現代漢語詞典》:一本書的“甲子往事”

杜 翔

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成功不僅僅因為有長期穩定的專業隊伍、有科學合理的規劃、有強大的學術支撐,更重要的是老一輩學者在編修過程中逐漸形成的“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、嚴謹求實的敬業精神、不計名利的奉獻精神、齊心協力的團隊精神”

在許多人成長的道路上,都曾受益于一本辭書——《現代漢語詞典》,有些人把這本書叫作“無聲老師”“智慧的扁舟”。大概很多人還不知道,這本厚厚的詞典已經走過一個“甲子”,在60年歲月里記錄著我們的時代,積攢下一份“語言的史料”。


  左圖 1958年參加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編輯的工作人員合影。

下圖 60多年來出版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“全家福”。

左下圖 1960年由商務印書館印出的《現代漢語詞典》試印本。

(資料圖片)

忠實反映時代語言

1956年2月6日,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《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》,責成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(從1977年5月起改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)編纂一部以確定詞匯規范為目的的中型現代漢語詞典。

為完成這一任務,原隸屬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的新華辭書社(《新華字典》的編纂機構)、原隸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(《國語辭典》的編纂機構)合并到語言研究所,與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員一起,組建了40人的詞典編輯室,由時任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的呂叔湘先生兼任主任并擔任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主編。

1958年夏,《現代漢語詞典》開編。呂先生精心研究計劃,組織資料收集和落實編寫安排,制定并不斷完善編寫細則,主持編寫工作,負責審稿定稿。1959年10月,初稿完成。1960年年中以后,試印本分8冊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印出,廣為送審,為詞典進一步修訂和正式出版打下了堅實基礎。

呂叔湘先生認為,詞典是進行語言規范化的最重要工具,語匯研究的結果一般要由詞典總結。一部好的詞典在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難以估量。編詞典大有學問。從選詞、注音、釋義、舉例到語法特點和文體風格的提示,乃至條目的排列和檢字法這些技術性的工作,都有很多問題,有的比較好處理,有的比較難處理。

1961年3月,丁聲樹先生接任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主編和詞典編輯室主任。丁先生在音韻學、訓詁學、方言學、語法學、文字學、詞典編纂等方面都造詣頗深,著名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曾說丁先生“大概是主持、領導大型詞典編纂的最理想人選”。丁先生夜以繼日地工作,1965年試用本出爐。

據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第3版修訂主持人單耀海先生回憶,丁聲樹先生曾說過:這部詞典忠實反映我們這個時期的語言,給后人留下一份語言的史料。經過普遍調查,尊重語言實際,大家都這么說,詞典就得承認它。

許多詞條的背后,都有著耐人尋味的故事。呂叔湘先生主持編寫的試印本中“自作自受”里的“作”注為陰平zuō,丁先生修訂時一仍其舊。與此相反,對那些存在歧義的讀音,盡可能定于一音。如“吐蕃”的“蕃”,呂叔湘先生主編的試印本只列fán一個音,“吐蕃”注為tǔfán。丁先生修訂時為了照顧同“番”的應用實際,增加了fān音,“吐蕃”改注為tǔfān。當時有人向丁先生說“吐蕃”一讀tǔbō。丁先生說“蕃”讀兩個音已經夠繁難了,不要再增加讀者負擔了(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第5版對這一讀音做了修訂)。

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使命是確定現代漢語詞匯規范,用典范的白話文來注釋。從收錄一代語詞、反映語言面貌來說,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是前無古人的。

編詞典是“圣人的苦力”

《現代漢語詞典》1965年5月印出試用本后,分送有關方面審查。1965年底到1966年春,根據反饋意見做了修改,稿子再次送交商務印書館。這時,“文革”開始了,編輯工作停滯,直到1978年《現代漢語詞典》才正式出版。從1958年開始編寫算起,歷經1960年試印本、1965年試用本、1973年內部發行本,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。而1978年出版以來,《現代漢語詞典》又歷經6次修訂,目前已出至第7版。這本不足2000頁的詞典,凝結著60多年漫長歲月里幾代語言學工作者的心血。

著名出版家陳原先生說:“詞典不是人干的,是圣人干的。”這是個中人的切膚體會。據詞典編輯室的老先生回憶,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當年的編寫工作按流水作業進行,一環緊扣一環,一環卡住就要影響下邊的工作,每項工作都十分緊張。編寫人員每人每周要編寫100條,一個組長一周要審改600條。作為主編的呂叔湘先生一周要定稿1500條,工作量相當大,晚上還要把稿子帶回家里繼續看。

當時呂叔湘先生住在中關村,單位在西單,上班來回都乘公交車,中午飯是從家里帶的饅頭就著開水吃。他的胃病越來越嚴重,后來做了手術。呂先生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出版20周年學術討論會發言中曾經這樣感慨:我們編這部詞典可以說嘗盡了甘苦,或者說只有苦而沒有什么甘。要編好一本詞典,就得收集大量資料,比如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就收集了上百萬張卡片的資料,要對資料進行全面、認真的分析、綜合,工作繁雜,當然十分辛苦。

呂先生把編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“苦”概括為4個方面:一是人手生,參加編寫的人大都沒編過詞典,要邊干邊學。二是工作生,這類詞典前人沒有編過,沒有嚴格意義的詞典可以參考。三是時間緊,要在一兩年內完成四五萬條的編寫任務。他說自己在一年多時間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點鐘,又不能太晚了,因為第二天還得早起照常工作。四是干擾多,一次次運動耗費不少時間……先生感慨地說,“這本書出版以后,適合社會需要,讀者反映不錯,這使得我們心里感到安慰,也可以說就是我們的‘甘’吧”。

詞典越編,膽子越小

呂叔湘先生說,詞典工作“是不朽的事業”。詞典是供人們識文斷字、解疑釋惑的工具,一定要求真務實、避免錯誤。

丁聲樹先生說過:“我總覺得詞典越編膽子越小,常會出錯。”每一個詞條背后都需要細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,《現代漢語詞典》的編者靠著一種對學術謙恭和謙卑的態度,確保進入詞典文本的都是精挑細選、千錘百煉的,讓讀者在最節省的篇幅和最簡短的時間里獲得最有價值的知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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